山西，中國北方大省，位于黃土高原東緣，表里山河。北越長城即塞外草原，東跨太行進入華北平原，南過黃河乃中原腹地，面積15.6萬平方公里。這里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發祥地，是中原農耕文明和北方草原文明交匯融合的天然通道和軍事重地，在中華民族文化發展史上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這里在公元前11世紀至前3世紀，誕生了偉大的晉國和三晉，孕育出富有濃郁地域特色的晉文化，因而山西簡稱為“晉”，后來的韓、趙、魏三國，皆源于晉，又稱為“三晉”。
一
公元前11世紀初，以渭河流域為中心的周部族興盛崛起，周武王姬發聯合許多方國和部落，東征沒落的商王朝。在牧野之戰中大獲全勝，商朝滅亡。周王朝建都于今西安附近的鎬京，史稱西周。周武王之后，年幼的成王繼位，由周公攝政。周的貴族管叔、蔡叔糾集商紂王之子武庚和殷商舊民，以及北方的一批已經歸順周朝的諸侯、方國和部落，發動大規模的軍事叛亂，史稱“管蔡之亂”。位于今山西省南部的商朝舊方國——唐國也卷入其中。周公率軍三年才平息了叛亂。為防止類似事件再次發生，周王朝把王室子孫、親屬和功臣分封到各地作為王畿的屏障。周成王的同母兄弟叔虞被分封到故唐國之地，史稱唐叔虞。在《史記》等史書中還記載了一個饒有趣味的“桐葉封弟”的故事。
在舉行了隆重的授土授民儀式后，唐叔虞率領成王賜予的“懷姓九宗、職官五正”，謹奉著禮樂重器入主唐國，組建新的政權，“啟以夏政，疆以戎索”因地制宜務實安邦，很快打開了局面。
唐叔虞死后，其子燮父繼位，改唐為晉，開創了晉國600年歷史之端。晉國之初，只是“河、汾之東，方百里”的一個小國，位于今天晉南曲沃縣、翼城縣一帶。四周方國林立，諸戎環伺。見于史籍者有楊、霍、賈、郇、虞等國，高者稱公，低者為伯。還有很多諸侯國，（如倗國）則文獻失載。燮父之后的歷代晉侯，勵精圖治，開疆拓土，兼并諸鄰，至西周末期逐漸強大起來。
公元前771年，周幽王荒淫無道，寵幸褒姒，廢嫡立庶，犬戎進據涇渭，王室內亂，周王室難以在關中立國，決定東徙成周(今河南省洛陽市附近)。其時，晉文侯率軍入周都鎬京，與鄭武公、秦襄公合力護送周平王東遷，穩定了局勢。公元前770年開始，稱為東周，也即進入春秋時期。周平王嘉文侯之功，作《文侯之命》，贊揚晉文侯是促成他安于王位的人，勉勵文侯能像文、武時代的賢哲那樣勤事王室，繼承其列祖列宗之余烈，治理好自己的國家。該文被保存于《尚書》中。晉文侯是晉國歷史上一位杰出的君主，在位長達35年，為以后晉國的強盛奠定了基礎。
公元前746年，文侯之子昭侯繼位。昭侯封其叔叔成師于曲沃（今山西省聞喜縣境內），稱“曲沃桓叔”。曲沃在當時是比晉國國都“翼”還大的一個十分重要的城邑?；甘謇闷漕I地土地肥沃，交通便利的優勢和豐富的政治經驗，使曲沃成為晉國第二個政治中心，受到晉國人民的擁戴?！妒酚?#8226;晉世家》稱桓叔“好德，晉國之眾皆附焉”。公元前739年開始，曲沃的小宗與晉國公室公開對立。雙方的戰爭規模不斷擴大，周天子和不少諸侯國都牽涉其中。經過60多年的爭斗，到公元前678年，曲沃第三位繼任者曲沃武公徹底消滅了晉公室，取代了晉國政權，稱為“旁支代宗”，曲沃武公賄賂周釐(xi)王，釐王封曲沃武公為晉君，列為諸侯，自號晉武公。晉國開始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武公之子晉獻公統治期間，對內發展經濟，對外開疆拓土，大肆兼并周邊諸國，先后滅虞、虢、焦、滑、霍、楊、韓、魏等十幾國，版圖擁有今山西省南部，以及陜西和河南的一部分，晉國從此蓬勃興起。
公元前656年，晉獻公的寵妃驪姬，離間獻公父子的關系，致使太子申生自殺，公子重耳、夷吾出逃。時年40余歲的重耳率其私屬狐偃、趙衰、胥臣、先軫等一行數十人，被迫流亡在外19年，可謂飽經風霜。公元前636年，已經60余歲的重耳，在秦國的幫助下返回晉國即位，即晉文公。這個時候（春秋中期），中國歷史進入諸侯爭霸的階段，最先稱霸的是齊桓公。文公重用賢能，勵精圖治，大力發展經濟和軍事實力，高舉“尊王攘夷”旗幟，晉國逐漸強盛。公元前635年，晉文公率軍平定周王室內亂，為此周襄王賞賜晉國黃河以北的8座城邑，文公由此聲名大振。
公元前632年，日益強盛的晉國與當時諸侯國中實力最強的楚國，在城濮（今山東省鄄城附近）進行決戰，史稱“城濮之戰”，晉國獲勝。同年五月，晉文公召集各國諸侯，在踐土（今河南省滎陽）舉行盟會。周襄王賜以車服弓馬，冊命晉文公為領袖諸侯的“侯伯”，可以用王的名義征討四方。奠定了晉國100余年的霸主地位。最大時疆域占有山西大部和河北、河南、陜西的部分地區，儼然成為中國北方第一大國。
公元前585年，晉景公將都城遷到“土厚水深”的新田（今山西省侯馬市）。新田成為晉國乃至北方重要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公元前573年至前558年，雄才大略的晉悼公在位，晉國的霸業再現了文公時代的輝煌。其后，晉國統治集團專注于內部權力的爭奪，對爭霸失去了興趣。公元前482年晉、吳“黃池之會”標志著晉國霸主地位徹底喪失。
晉國晚期，公室衰微，軍政實權由范、中行、智、趙、魏、韓六卿掌控，史稱 “六卿專政”。權卿們為了各自利益，不斷尋求內部團結和打擊敵對勢力，因而頻繁的“盟誓”和兼并戰爭始終貫穿其中。公元前453年，趙、魏、韓聯合，在趙氏的食邑——晉陽（今山西省太原市）城外，徹底打敗智氏。韓、趙、魏三家瓜分了晉國，分別建立了獨立的國家，公元前403年被周王正式冊封為諸侯。名義上的晉國，茍延殘喘至公元前376年終于滅亡?！叭曳謺x”成為中國歷史上一個重要的轉折點。此時的中國大地已進入戰國時代。韓、趙、魏三國承續晉國余脈，各自發展，變革圖強，均位居戰國七雄之列，將晉文化的影響推向更大范圍。
戰國中期以后，隨著西邊秦國的逐步強大，趙、魏、韓三國卻日漸衰落，公元前230年秦滅韓，公元前227年秦滅趙，公元前225年秦滅魏。公元前221年，一個統一的強大的秦國出現在中國大地。
二
曾經叱咤中國歷史600余年的晉國的風采在哪里？作為中國古代兩周時期中華文化一支重要的文化體系——晉文化的面貌又如何？我們怎樣才能近距離地觀察和認識他？“河、汾之東，方百里。”是《史記•晉世家》中對晉國始封地——唐的記述。“河”即黃河?！胺凇笔欠诤??！胺桨倮铩笔侵柑频膰练秶?。但是，古唐國，也就是早期的晉國具體地理位置究竟在何處？多年來一直是史學家和考古學家探索的重點。
20世紀6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山西省南部的曲沃縣曲村和翼城縣天馬村一帶，發現了面積約11平方公里的西周至春秋時期的大型遺存，命名為曲村—天馬遺址。由居住址和墓葬兩大部分組成。居住址主要有房址、水井、窖穴、陶窯和灰坑等。墓葬包括分布于曲村的“邦墓”區（民眾的墓區）和分布于北趙村的“公墓”區。公墓區即晉侯墓地，位于曲村—天馬遺址的中心地帶，面積約2.2萬平方米，20世紀90年代發現，截止2000年，經過6次大規模發掘，共發現了9位晉侯及其夫人的墓葬共19座，另有大量附屬的車馬坑和陪葬墓等正在清理中。出土文物數以千計，青銅器和玉器是墓地出土的主要文物。數十件鑄有銘文的青銅器上出現有6位晉侯的名字。考古學家對墓葬的年代測定，結合《史記》中對晉侯世系的記載，排出9位晉侯的順序，依次是改唐為晉的晉侯燮父、武侯、成侯、厲侯、靖侯、釐侯、獻侯、穆侯，以及護送周平王東遷的晉文侯。晉侯墓地的發現和研究，填補了晉國早期歷史文獻的空白，提供了西周年代學研究的重要依據。曲村—天馬遺址和晉侯墓地的發現證實，這里就是晉國的始封地，也是晉國早期的政治、經濟、軍事和文化中心。
2005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在曲沃縣羊舌村又發現了一處晉侯墓地，已發現兩至三組晉侯和夫人的墓葬，該墓地與北趙村晉侯墓地隔河谷相望，雖然羊舌晉侯墓地在歷史上就已被盜，墓主身份也存在爭議，但僅從殘存的精美文物上亦可領略晉侯生前的奢華。
2004—2007年，考古工作者于絳縣橫水鎮發現一處大型墓地。發掘西周墓葬近1300座，出土大量精美文物。從銅器銘文可知該墓地屬于史籍失載的倗伯墓地，其地位于晉國西南，約春秋早期為晉所滅，它的發現對于研究西周時期的封國文化具有重要價值。
在山西省聞喜縣上郭村和邱家莊一帶，10平方公里范圍內分布古城址一座和大規模墓群。墓葬區位于城址以北，面積約25萬平方米。1974～1989年，考古工作者清理西周晚期至春秋中期墓葬130余座，出土一批珍貴文物，青銅器鑄造工藝精湛，藝術價值頗高。根據地望并結合文獻分析，上郭古城址及附屬的墓地應當就是春秋初期晉昭侯元年（公元前745年），封自己的叔叔成師于曲沃之曲沃城。公元前678年，曲沃武公“旁支代宗”，由這里出發奪取了晉國的政權。
20世紀50年代，在山西省侯馬市，考古工作者發現了面積約35平方公里的規模宏偉的古城址，這就是著名的侯馬晉國遺址。主要由相互毗連，呈“品”字形分布的牛村、平望、臺神三城，以及周邊的多座小城組成。牛村古城址南和東南部集中分布手工業作坊遺址，面積約20萬平方米，其中以鑄銅作坊遺址為主。1957年出土鑄銅器的陶范約3萬多塊，可辨器形者1000余件，完整或能配套的100余件，器類分工具、兵器、錢幣、禮樂器、車馬器、生活用具及其它等8個種類，覆蓋了已知的春秋至戰國時期晉式銅器的大多數，不少流散的晉式銅器也得以確認。鑄銅遺址保存之完好，出土遺物之豐富，是至今中國所有同類古代遺址所無法比擬的。侯馬陶范是晉式青銅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更在中國青銅文化大家庭中閃耀著奪目的光彩。另外，還發現有大型夯土基址群、道路、排水通道、房址、灰坑等遺跡。墓地分布于上馬、下平望、東高、秦村等地，侯馬市西南新絳縣西柳泉村的柳泉墓地，則是晉國末期諸位晉公的墓區。
幾十年來，對侯馬晉國遺址的考古工作始終沒有間斷，取得了豐碩的成果。2001年，在侯馬市西高村汾河南岸的臺地上，再次發現了一處春秋晚期至戰國早期的大型祭祀遺址，在12萬平方米范圍內，共清理祭祀坑733座。祭祀活動是有組織、有規劃的，按一定規律排列，東西成排，南北成行。祭祀坑內出土有大量精美的玉器。學者研究所祀當為汾河之神——臺駘。
侯馬晉國遺址，就是公元前585年，晉景公遷都的新田，至公元前376年晉國徹底滅亡，這里一直是晉國政治、經濟、商業、文化的中心。在春秋時代的晚期，晉國的手工業水平之高，經濟實力之強令人嘆為觀止。
晉陽古城位于山西省太原市南。1961年至今，經多次調查發掘，面積約200萬平方米，是春秋時趙卿的食邑，始建于公元前五世紀，由趙簡子家臣董安于所建，是趙氏軍政中心。公元前453年，趙氏在此聯合韓、魏二家消滅了智氏集團，開創了三家分晉的局面。
1988年，在古城址以北的金勝村發掘了一座大型積石積炭墓，墓外附有110平方米的大型車馬坑。隨葬器物3400多件，其中青銅器達1400余件，“禮、樂、兵、輿（含工具）四類齊備”。為迄今為止所見等級最高，規模最大，隨葬品最豐富，資料最完整的晉國高級貴族墓葬，墓主極可能即春秋時期晉國顯赫的正卿趙鞅（趙簡子）。
另外，山西各地均發現并發掘了大量東周時期墓葬，有的屬于晉國的晚期，而有些已經進入三家分晉時期了。
三
曲村—天馬遺址的北趙晉侯墓地出土的青銅器器類齊全，禮器占絕大多數，食器、酒器、樂器一應盡有。突出表現在出現了一些前所未見的器形，如豬尊、兔尊等；紋飾特點是平面花紋和立體裝飾交叉，繁縟與簡樸并行。鳥蓋人足盉造型典雅，平面和立體的花紋共處一器，別具一格。晉侯 壺高浮雕式的龍紋變換著各種姿態，顯得豪華大氣。對鳥的尊崇和對人的貶抑也是顯而易見的。如鳥蓋人足盉以人負重作為器物的足，而頂部鳳鳥昂揚欲飛，引發我們無盡的思考。除此而外的幾何紋飾如波曲紋、鱗紋等在簡單中尋求變化。聞喜縣上郭村出土的青銅器雖然較小，然制作精致，重環紋匜鼎的蓋面上由兩猴相向蹲坐形成蓋鈕，蓋平面有兩條淺浮雕蟠龍相互盤繞，構思精妙。
春秋時期以來，晉國成為雄據黃河中游的頭等強國。占據中原經濟、文化中心地區的地理優勢，加上本身固有的多元文化因素，形成以中原傳統文化為主，兼具顯著自身特色的晉式青銅文化。青銅鑄造技術可以說已經達到了完善臻美的程度了。突出表現在侯馬鑄銅陶范的出土和以趙卿墓為代表的青銅精品的面世。
侯馬陶范從鑄造工藝上可分為模、范、芯三類。其原理：模就是母范，以淘洗過的泥土和沙塑造成鑄件的完整模型（包括鑄件的花紋），再用沙泥翻成外范和范芯，就可以鑄造青銅器了。多數稍微復雜的銅器需要采用多個塊范組合鑄造。一件青銅器在成形前，需經過構思、設計、制模、翻范、合范、澆鑄等一系列過程。部分難以一次澆鑄成的器物零部件如耳、鈕則使用活范鑄造，然后再焊接到主體器物之上，這樣可以解決很多鑄造技術上的難關。青銅器鑄好后還要進行打磨，一件完美的青銅藝術品便呈現在我們面前。侯馬陶范的藝術特點有以下幾個方面：第一，傳統藝術的復興。侯馬陶范集商周傳統藝術題材于一體，圖案結構沿襲了周代以來盛行的寬身獸體糾結纏繞的模式，并使用多種工藝使銅器更具豐富的視覺效果。從中我們可以一窺已經絕跡的商周青銅藝術的造型題材和形式風格；第二，寫實藝術的發達。動物的面部、身軀、四肢健全，鱗毛羽翼絲絲分明，充滿生機。第三，奇異風格的出現。如鳥首獸身的鳳鳥，雙角雙耳的鷹、雙角或雙翅的龍和虎等等，已經成為晉式青銅器獨特的裝飾紋樣。是否與中亞或西亞存在文化上的交流值得深入探討?？此破匠５哪嗤帘还湃诉\用得如此神奇，令人嘆服。
趙卿墓出土的青銅器，可謂春秋時期晉式青銅藝術的集大成之作。裝飾題材以鳥為主的動物造型最具特色，如鳥尊、虎鷹互搏銎內戈等，精心的造型設計配以精美的裝飾花紋，青銅藝術達到前所未有的水平。
由以上可知，晉式青銅器的動物裝飾，寫實與圖案相結合，突出視覺效果，拋棄了商代猙獰恐怖的形象，洋溢著鮮活靈動的清新氣息，表現了一種著意追求動態美的藝術情趣。
玉是大自然的慷慨饋贈，晶瑩其質，典雅其色，象征純潔與美好，代表高貴與神圣。人類文明中，唯有中國人賦予它至高無上的靈性，對玉的崇拜深深地融入中國的傳統文化和禮俗之中。
晉侯墓地出土的玉器，品類紛呈，工藝精湛，玉料精良，代表了西周時期中國治玉工藝的最高水平。從功能上可以分為禮器、佩飾器和喪葬器等。其中佩飾器數量最多，也最為精彩。玉組佩、玉串飾等，繽紛絢麗，氣派非凡。還有生動有趣的肖形玉飾件，如人、熊、牛、鹿、鷹、馬、鳳、羊、龜、虎、兔、蟬等，圓雕、透雕、浮雕、陰刻多種技法運用嫻熟，具象和抽象完美結合，立意新穎，工藝超凡。有些玉飾件更是前朝（商朝）的孑遺，或許是周王朝的戰利品，被周王賞賜給了分封的貴族。喪葬器以玉覆面為主，均由數十件玉石片組合而成人的面部五官，綴于紡織品上蓋在死者面部，富麗豪華，開漢代玉衣斂葬之先河。
晉侯墓地出土的玉器無論從形制、紋飾和工藝上均較商代進步了許多，新出現了組合復雜的大型佩飾和玉覆面。商代雙陰刻線技法改變為一條陰刻線與一條呈單面坡線條相結合的手法，形成西周的典型特點。在線條運用上更加流暢，富有韻律感。晉侯玉器為我們展現了一個內涵深厚、豐富多姿的玉的世界。
春秋戰國時期，玉作為禮器的功能明顯退化，代之以實用的佩玉的發達。器形有璜、龍、環、劍飾及方形和長方形玉片，紋飾以勾云紋最為盛行。趙卿墓和西高祭祀遺址出土的玉器，是春秋玉器的集大成者，凸顯了晉國晚期治玉工藝的輝煌成就。
西高祭祀遺址共出土玉器256件，種類有龍、璧、瑗、璜、環、帶鉤、玉人、合頁等，特別是玉龍就出土了30余件，其造型多樣，紋飾精美，制作工藝高超，極盡雕琢之能事。龍體基本形態呈“S”形，或低頭，或昂首，或回轉，或爬行，或俯伏，或蹬坐，或如飛，或悠游?？芍^龍形百態，具有強烈的時代特色。一件玉合頁形器，兩個透雕龍套在兩個環形樞紐內，可上下翻弄，兩個環形樞紐的雕琢妙不可言，反映出晉國玉器制作巧妙的構思和高超水平。
春秋時期以來，隨著社會的變革，禮崩樂壞，玉器擺脫了商周嚴格的宗法禮制束縛，用玉制度發生了變化，被賦予道德內涵的佩飾代替傳統的禮儀用玉占了主導地位，成為玉器發展的主流。
山西北通塞外，南接中原，自古是連接中原與北方民族的紐帶。這里水土豐饒，物華天寶。特殊的地理環境，造就了繁榮的晉國，創造了豐富多彩的晉文化。晉國文物精華是晉文化物化的靈魂，是山西古代文明高度發達的縮影，也是全人類共同的財富。